职业报人, 业余写作。著有《回到歌唱》《听者有心》《民谣流域》《倾听就是歌唱》《我听到了幸福》《五年顺流而下》《人间、地狱和天堂之歌》《多少次散场,忘记了忧伤——六十年三地歌》《暗处低吟》《亮处说话》《娱死记》《锦瑟无端》等书。在《读书》杂志开有专栏。曾任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第二、三、四届评审团主席。另编纂有万里茶道著作《重走中俄万里茶道》《俄罗斯的中国茶时代》。商业用途转载, 须先征得同意。非商业用途自便, 惟请注明作者和原文链接。我的邮箱： lwan艾特vip.sohu.com
万里茶道走东口：
汉口开埠后，张家口成为北方茶都
特派记者郑汝可 李皖 发自河北张家口
中俄茶叶贸易，带动了万里茶道沿线一批城市的发展与繁荣，因“张库大道”而兴的河北张家口市，是其中的典型例子。
张家口西北东三面环山，一条河流贯穿南北。周围的山势南宽北窄，到北部有一山口“大境门”，出了山口，就是通往蒙古高原的狭长孔道，一直通向库伦（今蒙古乌兰巴托），被称为“张库大道”。
“张库大道”是当年茶叶贸易重要的运销线路，兴于1860年前后。经张家口到塞外的这一条商业之路，也就是人们俗称的 “走东口”。
8月27日，本报“重走中俄万里茶道”采访团来到张家口市，探访古城茶市、大境门等地，试图寻找当年中俄茶叶贸易留下的蛛丝马迹。
堡子里拥有众多茶商总部
采访团来到张家口的第一站，是被当地人称为“堡子里”的老城。堡子里是“张家口堡”的俗称，明朝时期防止蒙古军队进犯的军事要塞。
如今的堡子里，主街是一条复古商业街，距离市中心不远。张家口地方史专家刘振瑛介绍，明清时期，随着张库大道茶叶之路的日渐兴盛，张家口堡的商业贸易功能越来越强，最后将其军事功能覆盖。
他引据，隆庆五年（1571年），明廷和蒙古俺答汗议和，并在张家口堡设立“茶马互市”。到明万历年间，张家口的“茶马互市”贸易已成规模。
“当时，‘堡子里’山西商人很多，” 刘振瑛说，这里有当时全国最富盛名的票号“日升昌”，中外茶商云集此处，鼎盛时期堡内票号、商号达1600多家。晋商大户常家就是发家于此，在此设有大德玉、大涌玉等茶庄总号。
记者探访看到，堡子里随处可见山西风格的单檐屋舍。老街上，常家创始人常万达兴建的大美玉商号，仍是街巷中的最高建筑，门口还留有当年的龙头雕饰。
刘振瑛说，清代时期，张家口有四大茶庄：大裕川、大玉川、长裕川和长盛川。以大裕川茶庄为例，当年，清廷曾为其经营的茶叶赐予红色“双龙票”，使其购销畅行无阻。清乾隆帝赐予茶庄“双龙石碑”，上面镌刻着大裕茶庄对发展中俄、汉蒙贸易的贡献。“常家门口的龙头，应该就是获赠于此。”
记者看到，老街中一座道观石碑，为刘振瑛的分析提供了些许佐证。石碑建于明万历年间，碑文上，清晰可见大裕川等茶庄捐资情况，且排名靠前。
大境门外的“旱码头”
张家口三面环山，独特的地理环境使之成为天生的兵家必争之地。距离张家口市中心4公里左右的大境门，当年是山口处扼守张库大道的咽喉，被称为“中国万里长城四大关口之一”。
刘振瑛介绍，大境门修筑于清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。“修筑大境门，是清政府对张库大道这条商业运输线的极大支持。”他说，当时，张家口出大境门向西，近十里的狭长沟谷中，寸土寸金，商号店铺鳞次栉比，交易市场人声鼎沸。
“外商也纷纷来此，” 刘振瑛说，据记载，当时设在张家口的外国商行有英国的“德隆”、“仁记”、“商业”、“平和”，有德国的“礼和”、“地亚士”，有美国的“茂盛”、“德泰”，有日本的“三井”、“三菱”，还有法、俄、荷兰等的商行，总数达44家，可以和同一时期的天津、上海相媲美。
记者看到，目前大境门与周围长城部分正在修缮，以开发旅游。刘振瑛所说的“十里沟谷”，目前正在兴建新的复古商业街，大多面目全非。只有西侧小境门内一条深深的车辙印，依稀可见清代诗人描述的“车辙行腾市井嚣，百年休养得今朝，黄云匝地遮沙漠，衰草连冈走骆驼”的景象。
《茶叶之路》一书作者邓九刚说，张库大道的繁盛，与汉口开埠密不可分。1861年，清政府与中、法、俄签订《北京条约》，汉口成为新辟的通商口岸。1862年，俄国与清政府签订《中俄陆路通商章程》，使俄商们取得在中国南方直接在茶区采购加工茶叶的权利；且俄商在中国边界百里内免税。“张家口成为俄商触角伸往中国内地的必经之地，”邓九刚说，当时章程还规定，俄国商货经张家口时可留十分之二在当地销售，“这也带动了张家口当年的繁华”。
张家口因“走西口”隐而不张
8月25日，采访团在山西晋中榆次走访获得的新史料，也揭开了张家口之兴的另一段隐情。
据榆次区史志办刘锦萍研究分析，清政府南下入主中原前，因晋商一直在北方进行边境贸易的缘故，清与晋商之间有一种“近亲”的情感。建国伊始，百废待兴，为“财赋有出，国用不匮”，清政府需要晋商为他们购买、输送各种物资，以稳固边塞，繁荣经济，于是册封了盘踞张家口、多年从事边疆贸易的八家晋商为皇商。
华商赴恰克图进行中俄贸易，须获得清政府的信票（即龙票），无票不准入市。信票只有张家口（清政府察哈尔都统张家口衙门）才有权发放，一年办理两次，以旧换新，其他地方政府一律无权。“这就使晋商垄断了全部的恰克图贸易，”刘锦萍说。
“山西榆次曾经的晋商时代，都是‘走东口’的商人，包括茶叶之路上排名第一位的常家和排名第二位的郝家，民间人丁的十之三四依附而行，何等壮观。就是现在到民间走访，看到不错的老宅院，进去一问，总会得到曾经的主人‘在张家口经商’一类的回答。”刘锦萍说。
而“走西口”之路，是万里茶道上的旁支。这条从杀虎口到呼和浩特的路，是山西也包括其他北方商人，假道旅蒙走私俄国的贩茶之路。刘锦萍说：“他们无法挤入东口，享受不到茶叶之路上的特权。虽然受尽惊恐和勒索，但对俄贸易利益的巨大诱惑，又使他们多年冒险‘私售’，也能从中获利。”
面对这段历史，记者感到，可能正是因为“走西口”更为民间的、冒险的、艰难苦困的经历，它才变得更为著名，至今仍然在歌曲、影视中流传。而当年真正的茶贸大道、北方茶都张家口，竟在这种浪漫传奇中隐而不张。
“走西口”走私茶叶的性质，在清咸丰年间改变，一个叫程化鹏的山西商人，代表西口商户请愿，使清政府信票发放权扩大到了呼和浩特。由此，“走西口”的私商由暗转明，堂堂正正融入到茶叶之路浩浩荡荡的对俄贸易大军中。“这段历史记载在《山西献征》程化鹏事略中，”刘锦萍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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