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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皖的博客

倾听。入戏。吹牛皮。扯椰子。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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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李皖  

职业报人, 业余写作。著有《回到歌唱》《听者有心》《民谣流域》《倾听就是歌唱》《我听到了幸福》《五年顺流而下》《人间、地狱和天堂之歌》《多少次散场,忘记了忧伤——六十年三地歌》《暗处低吟》《亮处说话》《娱死记》《锦瑟无端》等书。在《读书》杂志开有专栏。曾任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第二、三、四届评审团主席。另编纂有万里茶道著作《重走中俄万里茶道》《俄罗斯的中国茶时代》。商业用途转载, 请事先征得同意。非商业用途自便, 惟请注明作者和原文链接。我的邮箱: lwan艾特vip.sohu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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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代人的可爱与可憎  

2016-05-30 09:51:36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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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代人的可爱与可憎 - 李皖 - 李皖的博客
 
1994年,好像,夏天的某日,我去湖北大学采访。采访完后,从校门前的小路走出来,看到右边音像店的门口换了招贴。新招贴上写着:“校园民谣1:1983-1993”;“每一首歌都来自一个动人的故事,每个故事都发生在你生活的四周”。

那个秋天,高晓松/老狼《同桌的你》开始风行起来。其时流行音乐正火,销量惊人,商业街上磁带店之密集远超今天的肯德基+麦当劳。在武昌中南路、汉口江汉路,从街这头走到街那头,会把这首歌断断续续听上好几遍。我至今都还记得人潮拥挤的街头,在大厦的阴影下,从音像店传来老狼“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,谁看了你的日记/谁把你的长发盘起,谁给你做了嫁衣”的情景。

我记得磁带里有个“北京地区部分高校”的字样,写这篇文章时,找出磁带核对了一下,没有。也许是当年阅读高晓松、金立、孙兵、沈庆、郁冬、廖岷这一干作者简介时综合得出的印象吧。

这些歌曲在出版之前,都曾在北京的高校流传过,《校园民谣1》的文案给人这种印象。当然我听第一耳朵就想起,我离开刚5年的上海地区高校,1985-1989年的那些校园歌手,一人抱一支吉他,几人围一支吉他,在草地上撩女生的样子。但是学生自己创作的歌曲,从来流传不广,顶多也就是在这个小圈子里知名,远未到全校、各校都闻名的程度。当年校园歌手们唱的,更多是港台、欧美流行曲目,最瞩目的表演场合是校园礼堂中举行的大学生吉他歌手大赛。在另外的时间,他们不是对着话筒唱,而是对着空气唱。还没有人听说过卡拉OK和KTV,大多数人都有麦克风恐惧症。这个时期的末尾,有一首从台湾流行过来的歌曲唱:“嘿,请不要拿麦克风来吓我……”(赵咏华《嘿,听我这首歌》)

校园民谣秉承了台湾校园歌曲(“校园民歌”)的概念,是后者的隔海、隔代延续,将欧美民谣中的吉他弹唱光大了,集中呈现于大陆。那个年代的物质生活、音乐条件就是如此简朴。爱好玩儿音乐的大学生,见到电吉他都算是开了眼,某乐队有效果器简直是神奇;CD还叫“激光唱片”,拥有激光唱片是可以开欣赏会的——我听过一次,在整个复旦期间,有且仅仅听过一次,那也是4年复旦校园中,唯一的一次“激光唱片欣赏会”。

校园民谣推出后,实在太火,以致大地唱片在当年内,连续推出了“之2”“之3”;跟风之作“校园歌谣”,校园民谣干将的个人专辑、MTV,一时都成了歌坛焦点。

“我们的歌曲”——跟这群校园歌手年龄差不多的,像我这样毕业不久离开校园的,还在校园中在读的,甚至也包括一些在高中就读的,听这些歌曲有这样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——曾经发生过、或正在发生在身边的那种感觉。那些琐碎的校园生活细节,被唤醒了,还发出了一种光,覆上了一层叹息,那么美,转瞬即逝,正在消逝——

那个曾经同桌的同学,异性,之间或有些小暧昧。中学时男女大防,坐一桌也并不亲密。借半块橡皮,也就算是有故事。爱记日记,珍藏心事。总嫌时间太慢,总想赶快成人,恨不得马上马上立刻毕业。

那个热衷于写信的的日子,写很长很长的信。好多想不明白,好丰富的感情,好踌躇的年纪。是啊,对年轻而敏感的心,这样的了悟几乎让人下泪,了悟了,其实是更不明白:说了世上一无牵挂为何有悲喜/说了朋友相交如水为何重别离/说了少年笑看将来为何常回忆/说了青春一去无悔为何还哭泣。

那年头的男生女生,总想着要一种潇洒,要自由,脱去人世间的束缚。似乎想把一切都像纸片般弹去,再大的事也只作举手之轻。想逃离家乡,想摆脱感情,想远走天涯,可偏就生出百结千结之心,陷在多愁善感、观念纠缠的丝网里。

还有每个毕业的大学生都念念不忘的同寝室的兄弟、姐妹,那个想起来无趣却每个人都最终奔过去的朝九晚五。梦想流浪,梦想过波西米亚的生活——在复旦园中,我也曾认认真真想过去流浪;我周围也有同学,认认真真尝试过用很少的钱,暑期骑车穿过南北中国,或过上一段并不完全有保障的生活,在西藏冒险。

随着时间的演进,制作的攫取,校园民谣渐渐不再是存量,而新发表的作品,更多地进入到回忆的深处——时间被拉长,进入那已被改变、已被抹去、愈见凄清、有时悲凉的生活,这也是“我们”曾有过的真生活、真记忆和真切感受:假期里人走光的清冷的校园,整日上演着活剧的大学生活仿佛突然成了空幻,没有了漂亮女生、白发先生、爱情诗人和流浪歌手。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,童年、少年一次次写过,那些或许怀着作文心态、或许怀着真实向往所写下的理想,现在在哪儿呢?早已经成了笑谈,一场空,成了少不经事的可爱的幻梦。那已经在城市中再也看不见的露天电影院,我们曾在那其中、在昏暗跳动的光影中嘻玩游戏,看着电影的时候还能看看星星,游戏的时候跑到另一面去看到银幕的反面……

几乎,所有的校园民谣都是怀旧的、伤感的。1996年,高晓松个人作品集《青春无悔》出版,更深地切入到“我们”生命深处的层面,虽然表面上依然是忧郁青春的肤浅的感伤,优雅而漂亮的少年哀愁,言不及义的豪情与悲壮……它让我意识到这些听众与作者的同构。“我们”确实是一代人,有着相似的经历,相同的命运,相仿的生命构成,这就是60年代出生的一代。

今天,人们习惯于称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为“60后”。高晓松所代表的“60后”,属于比较年轻的那一部分,也还包括了“70后”的一部分。

这些表面化的“青春无悔”“白衣飘飘”、改变了的“不变”“永远”,往深处探下去,是这一代人难以说清的故事,是他们自己的生命处境——

这代人曾经历过中国的大时代,以少儿、幼年、边缘、旁听、观看的方式:建国,文革,文革结束……时代无比之重,而在“我们”却隔着一层远观的迷雾,没有切身之痛,变成轻,变成意想中的大。

这代人的童年是野的,野蛮生长,后面是田野和城郊背景。少年是乖的,平静中读写、幻想,长在红旗下。成年遇上巨变,世界加速度,旧规则和旧道德崩坏垮掉。

  这个国家的所有巨变,都落在“我们”身上,所不同的是,它并非以亲历者,而是以亲历者的儿子、女儿、弟弟、妹妹的身份疏离地被感受着。50年代、60年代、70年代、80年代、90年代,主角都不是“我们”,这代人无重大经历,但重大经历有他,社会的重大变局像放电影一样展现在他的眼前。童年的野玩,其后数个年代居于边缘者位置的观看,赋予其散淡和诗意,置身事外,若即若离,虽近犹远,虽远犹近。

“我们”有着天生的距离感,“我们”是重大历史、大时代的诗意的证人。受过理想、道德的教育与感召,但进入社会时却落脚在致富、发迹、创业、竞争的现实中。对理想和道义的敬重,经受着时代转型的一轮轮辗压,未必消解,总在摇晃,时常牵挂。

“我们”曾是无人过问的野孩子,在树林、废墟、野地、田间留下了一生记忆都不会磨灭的自由自在的好日子。“我们”对城市和乡村都抱着怀想:对自然状态倾心,但没经过农村的劳作;城市是栖身地,却又感到格格不入。年少时,“我们”的周围从来都没有规范的社会组织,予其以根深蒂固的教化。

这让“我们”矛盾。60年代、70年代、80年代再到90年代,刚好是“我们”的童年、少年、青年、成年。巨变和动荡一再发生,“我们”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被改换、被剥蚀,一边在建立,一边在拆除。这几乎也成了其意见、价值观的方式。对已逝的东西含情脉脉,对现实的东西保持距离,对自我倾情,对未来忧心,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。观看,在观看中对变化、流逝、毁灭表示感伤,这是“我们”最痛心的一件事,又是最舒服的一件事。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,不断遭遇着、感受着、经受着、承受着一去不复返,而到了今天,“我们”终于明白了什么是“一去不复返”,连青春时那一刻的有点作态的、缺乏重量的感伤,也成了一去不复返。

  我在高晓松“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”的歌句中,看到了街头电线杆下,几个生瓜蛋子装出无比老练的样子抽烟,以肆无忌惮的眼神看路上走过的女孩;我甚至看到了仿佛香港古惑仔的世界,那些二线城市的少年,呼啸着聚众打架,快意恩仇,这曾是我身边的生活实景。当然,生长在知识之家、首善之区的高晓松们,雅皮很多,手上当然不是拿着板砖棍棒,而是抱着吉他、姑娘,不是去打架,而是揸琴、搓歌以啸聚,但那本质上,都是一样的。

高晓松不是专业词曲家,老狼也不是专业歌手,1990年代下半叶,他们突然爆红了。这些唱着自己真实生活经历的歌曲,虽然浮向浅显光滑的表面,却仍与唱片商们专门炮制的、奔着流行去的歌曲不同。很幸运地,它们找到了与作者相同的一群人,流行了。流行音乐中向有一种流行,属于最珍贵的:真实表达,时代之声,甚至是完全个人情结的表达,只是由于因缘际会,生为一代人的代表,成为时代痛楚的感受者,自传与时代与流行合流了。最典型的,1960年代以鲍勃·迪伦为代表的摇滚乐的流行,就是这样。校园民谣也属于这种现象。

从另一个方向看,在1994年那个时间点上,真实表达的代表,在大陆还有中国摇滚,虽然真实但极端,对更多人来说过于激进、吵闹;压倒性流行的是音乐流水线上的产品,’94新生代和港台流行歌曲,虽然红火但真实感或缺,对校园学子来说缺少人文气和生活感;校园民谣在这两者之间,兼取二者之长而无二者之短。

《校园民谣1》爆红得猝不及防,其流行烈度超乎想象,急于复制和扩大它的成功,《校园民谣2》《校园民谣3》在一年之内急吼吼抛出。汇聚在这张唱片幕后的这一帮“60后”历史库存的短缺,导致“之3”以音乐流水线的方式制作,再不是个人作品,做不到“每一首歌都来自一个动人的故事”,《校园民谣3》成了专业作者的流行音乐生产。结果是残酷的,它一首热门歌曲也没诞生;到了今天,所有作品都已经不复记忆。

校园民谣的火爆激起了全国大专院校的反应,在高校集中的大城市,几乎都有过一阵儿校园民谣创作演唱的热潮。比如在我所在的城市,楚天音乐台的DJ张驰鼓动起武汉地区高校的校园民谣活动,一时诞生几十首原创校园歌曲。但是很不幸,当时参与这场运动的校园歌手,未能意识到深入摘取自己的生命之果才是校园民谣生命力的本质,而迷信“简单”“质朴”“真诚”是音乐必然取得成功的要素,他们就在这种“简单”“质朴”“真诚”中哑了火。既无音乐技术,也无过人才华,全国校园民谣活动基本上未产生叫得响的作品。但是它在若干年后诞生了一些人物,他们终有领悟并继续前行,走向了别处。比如,武汉产生了用鄂西方言演唱进城人苦闷的另类民谣歌手胡吗个。

更冷酷的是,并非如听众想象,校园就应当产生校园民谣,大学生创作就应当是校园民谣,其实作为音乐类型,根本就不存在校园民谣这么一种门类。很快,新一代校园音乐创作的是摇滚乐、布鲁斯、时尚流行乐、舞曲、DJ这些东西;在2000年后,校园民谣成为校园音乐中并不显赫的一支。



这一代人的可爱与可憎 - 李皖 - 李皖的博客
 
1996年,老狼应邀到武汉演出。武汉电视台找到我,希望我客串主持人,制作一台电视节目。在他们看来,中国最好的音乐评论人,与中国最出名的校园歌手对谈,是绝配。

某日晚,老狼来了,被安排住进当时武汉最有名的酒店,长江大酒店。就在他的房间里,录制开始了。

这台节目包括录制的过程,我几乎已经没有印象。还有印象的是节目很业余,让我至今回想起来还有一种羞愧感,虽然记不得羞愧的是什么。虽然“著名”,我其实是业余的,老狼也是业余的。我们本来与这个圈子、与流行音乐职业都没有什么关系。

问的问题是精心准备的,但是谈话很随意。关于音乐的话题,我也全不记得。倒记得他比我低好几届,本名叫“王阳”。他平常的穿着与演出服区别不大,都是牛仔裤、白衬衫,节目录制时无非是换上干净的一套。他出名,但还没到在街上被人随时认出的程度。他贪玩,喜欢到K厅K歌,这居然是他最大的喜好。抵达武汉那天,加上录节目,已经很晚,但他仍急于去玩儿;在K厅被认出并享受星级待遇,是他所感受到的成为明星最大的乐趣。

老狼有一个姑姑,是我们报社医务室的医生。这进一步坐实了他那邻居家兄弟的形象。他很踏实,人相当可靠,可以做很好的朋友。他随和,随和到简直啥都行的程度。同时他善良,在那里有一道线,不胡来。

这是我们仅有的一次交往。我估计,老狼同学对此早已经忘了。

认识高晓松,稍晚。在通过几回书信后,1997年,高晓松带着啤酒一箱、肉串数十、朋友两枚冲到我家里来。一见面,就带着他招牌式的似正经又似不正经的笑容,将《高晓松作品集:青春无悔》CD送给我,并用七分郑重中含一分戏谑的口吻说:“这是一张值得放进你书架的唱片。”
落座之后,高晓松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:“李皖,你千万别把歌坛那些人当回事。”

其时,我在《读书》杂志开着专栏,对中国流行歌曲,有着一份类乎于知识分子的关注。高晓松所针对的,就是这件事。

显然,高晓松把自己从“歌坛那些人”中分离出来,他跟“那些人”不一样,他是知识分子。他不满意于词曲作者这一个身份,他更想做的,是诗人、作家、电影导演……后来若干年,他的确这么干了。2000年代拍了《那时花开》《我心飞翔》,参加国外电影节。2010年代自编自导《大武生》、监制《同桌的你》,以商人的嗅觉挤进商业院线。

在高晓松似正经又似不正经的笑容下面,有一些问题,分外严肃。

2008年,深圳,“改革开放30年30首流行歌曲颁奖典礼”,《同桌的你》获奖。我们久别后再次重逢,见面已经有些生分。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。寒暄之后,他用他特有的有一点得瑟又带一点自嘲的语气说:“30年30首,还是得有我一个位置。”

其时,高晓松已在美国定居了有一段日子。演出结束,离开深圳体育场回酒店的大巴上,坐在前排的高晓松转过头来对我说,他已经给好莱坞卖出了一首歌,“中国音乐人在美国靠音乐生活,没什么不可能。”

2010年,《高晓松作品集2:万物生长》出版。我评论说,万物生长,高晓松没长。14年过去,除了重复以前的旧情怀,高晓松没有什么进步。对此恶评,高晓松难得一见地露出了一丝不好意思,回复我说:其实,还是有一点进步的——与莫华伦的合作,拓展了音乐的格局。

1997年深秋的那个夜晚,高晓松干掉了大半箱啤酒,包揽了差不多整夜的话题:他的阅读面,他的博闻强记,他对音乐及其音乐之外的见识,尤其,他的自赏,他的健谈,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,令我目瞪口呆,让我不断闪回在复旦3108听讲座的一幕幕。1980年代,3108阶梯教室几乎成了一个圣地,很多著名人物在这里开讲,而学生们近乎狂热地捧场。高晓松就像是这些讲座的大全,交游广阔提供了他一部分谈资,博览群书提供了另一部分,而且,他有他自己的另类主见。

这一拨“60后”经历的年代,除了不断的毁灭,也还有不断的惊喜。到大学开讲座的那些大师,改革开放一拨拨不断涌来的新事物,使“60后”的成长历程中有一种不断看到奇迹、惊讶于奇迹、领受奇迹的经历。邓丽君、飞碟报道、福尔摩斯、科幻小说、电视、迪斯科、交际舞、武侠小说、琼瑶三毛、朦胧诗、大学生诗社、流行歌曲、吉他速成班、迈克尔?杰克逊、霹雳舞、007、长江漂流、弗洛伊德、存在主义、尼采、摇滚乐、朋克、世博会、呼拉圈、整容变性、音乐节、女权运动……它们在大陆一个接一个首次出现,不仅仅是新事物,它们还是奇迹。仿佛开了天眼,那是一个神奇年代。

那个年代,人人迷于读诗、写诗,“在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,就会砸中一个诗人的脑袋”。那个年代,这一代人大都养成极健硕的脾胃,百科通吃,求知欲之大如图书馆。2012年,高晓松脱口秀栏目《晓说》播出,像是把当年的讲座开进了网络时代。

一个朋友以为,高晓松的背后有一支团队为他选话题、备文案。我告之,那应该是高晓松自己所亲为;以我亲眼所见所闻,他有这个能力。超强大脑没什么不可思议,在我们班上,我和一个女生,即被人称为“无所不知先生”和“无所不知女士”。

在写歌上,高晓松格局小,但是秀美、隽永;在《晓说》上,高晓松视野宽,奇见多,但是治学粗糙,错误多多。总体来说,他是可爱的,追随者众。

可憎的,是“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”这样的花言巧语。过分蔑视眼前,将现实问题污名化,其实是不承担责任的逃脱。求知欲和远观使过了劲儿,任何现实都可以不看,照样过得了诗意生活,只需将眼光转向远方。这一代人天造地设的养成,有这个危险和危机:将一切苟且苟且,将一切苟且用抽离现实的方式远隔。

已经如此苟且,还要显摆优越。这个太坏。切莫得意忘形,大伪似真。


2016年4月11日星期一


首刊于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16期,2016.4.18.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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